珠纵北上

（节选自《艰苦的南下北上流产的两军会合

——年八路军第旅南下/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北上》）

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

——年8月23日由粤汉铁路西侧出发

谢立全

周伯明

梁奇达

罗章有

与粤北指挥部直接率领东江纵队北上联队同期北上的，是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一说北挺临时联合支队）。

珠纵北上临时支队除了有珠江纵队两个部队外，还包含了东江纵队的两个部队——东纵西北支队和东纵北江支队第一独立大队。

珠纵北上临时支队是在北上途中到达英德县倒洞时才组合成立的。

（1）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在西线首发

北上出发前的年8月初，华南抗日武装部队的另一支主力——游击于粤汉铁路西侧南海县、三水县的珠纵南三独立大队（曾用番号珠纵独立第三大队）已经派出曾在北江地区工作过的两名干部先行北上去联系东纵北江支队、东纵西北支队，以确定三部北上时的行军路线。先行干部的其中一位是杜福，时任南三独立大队大鹏队副指导员。

年8月23日（一说22日，还有说25日）晚上，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余人，以及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留南三人员的二三十人紧急集合，开了誓师大会后立即于当晚启程北上。

时任南三独立大队的大队部指导员戴甦回忆，部队之所以仓促北上，是“张华同志及时来到南三，代表上级催军北挺”。我留意到戴甦的“催军北挺”这四个字。张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西江特委副书记，他当时应是参加省委会议后奉特别指示从罗浮山赶来三水县传达命令的。

于是这支多名官兵的部队由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珠江纵队南三大队大队长梅易辰（梅奕辰）、副大队长潘恩隆、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率队，匆匆从广东省三水县源潭乡集结出发，经花县北上。我父亲徐云也临时被安排进这支部队北上了——“这时戴耀和徐云也由禺南来到独三大队参加了大队的领导”（南三独立大队大队部指导员戴甦的回忆）。戴甦说的戴耀，时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原番禺大队大队长；徐云，时任番禺县和顺德县抗日战争红色政权县长，他当时率珠纵手枪队干部途径三水县前往广宁县的纵队司令部接受新任务。

有一个细节。部队急行军时是冒用“国民党（第）六十三军先遣大队”和“挺进大队”等假番号北上的，“颇顺利通行”，这是曾任珠纵南三独立大队政委的叶向荣、大队长的林峰撰文回忆。

时任珠纵南山大队海燕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的我母亲冯坤回忆，出发前大队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指战员必须轻装行军，只背枪支、弹带和米袋。出发后天公不作美，连续数天都下雨，指战员们被淋得像个落汤鸡，装粮食的袋子全湿透，负荷越来越重。于是，身背三条米袋的指战员先交出一条去做饭，逐步减少负荷。后来，自带粮食吃完了，就用钱向途经的老百姓买。后来部队进入深山野岭没有人烟的地方，无法买到粮食，饿了，就以草根、树叶、野果充饥。为避免与伪团、乡丁发生冲突而延误急行军，南三大队经常是避开乡村大道，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但是，尽管路途艰辛，海燕队指战员的情绪都非常饱满，意志坚定如初，信心十足，坚信一定能够北上与王震部队会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时任南三独立大队的大队部指导员戴甦回忆：“战士除携带武器弹药外，每人还领了一套新衣，一双胶鞋或麻绳草鞋，一个铜制口盅，每人还要背上二至三条满装米粮的长形布米袋。大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北挺部队集中于三水源潭整装起程，浩浩荡荡，经花县白泥，入清远，涉过一河，到达清远文洞。每日行军六七十里。在山区白天行军时政工队（即海燕队）沿途打竹板数来宝，战士歌唱，歌声此起彼落，士气高昂，精神振奋”。

行军时，海燕队是各部队最受欢迎的。北上时的海燕队是一支有三四十名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工队伍，指战员们多是大学生和中学生，负责部队宣传文化工作。这些来自城市的年轻官兵，把从香港、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部队里来，与部队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我母亲冯坤回忆，每次攻打敌、伪、顽或匪霸取得胜利后，海燕队一定会紧接着编剧演出进行宣传，而且往往是早上排演，晚上就演出，整个作业日程安排是很紧凑的；海燕队平时的生活也紧张，每天晨跑、基本军事训练、背念台词、还要练音、唱歌，当时队里有个大学生叫钱玉芝（她又有另一名字叫钱桥，因而人们多称之为钱Q），是专教队员们练音唱歌的，她对教学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我母亲犹记得出发不久的一天，行军到一座有几户山民居住的大山里，天色渐暗，部队停下来休息。只要没有敌情，海燕队的男男女女，就分散到各武装连去做文娱宣传工作，到处歌声嘹亮、笑语连片，整个驻地都活跃起来，有讲长征故事的，有帮小战士洗衣服的，有卫生员背着红十字箱来看病的，有为战士挑脚底水泡的，有为战士端来热水泡脚的……。已到晚间休息的时候了，全体指战员又以蓝天当被，大地当床，分排分班，男女划清界线露宿，共同吸吮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可是，随着行军至国民党军的严控地区，小资和浪漫就被战斗和战火湮没了。

珠纵北上部队经三水县范湖，经花县白泥、巴水、国泰，经清远县洲心、龙塘，于9月3日夜渡北江飞来峡，到达旧横石镇附近的山沟时，突然前头传来密集的枪声，戴耀带着先头部队冲上前，原来是我侦察小分队与驻清远的国民党军一个连遭遇上了，这个连配置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双方枪战持续了20多分钟，敌人很快就败下阵来，此仗歼敌20余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20多支。北上首仗告捷，军心大振。但国名党军从而侦悉了南三独立大队的行踪。于是敌军尾追不舍，我军急行不怠。

可是珠纵的官兵毕竟大多数生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些“水鸭子”一离开河汊水网，踏进这野牛出没，山猪嗥叫的山岳丛林里，两条腿仿佛不听使唤似的，有的走不了几天，脚板打满了血泡，几天不洗澡，浑身就麻麻痒痒的，甚至长出了湿疹，但他们没有吭声，咬着牙往前赶。

途中，打前站的白头黎和朱阳明传回消息：国民党军已从四面八方部署了兵力要与共军打内战，东纵西北支队的北上已受阻，珠纵南三大队也即将遭到国民党军属下师团的围攻。

踏入英德县境内时，形势陡然紧张，国民党驻英德的正规军获悉珠江纵队北上，已在此地派出重兵把守，企图将珠纵的这支北上部队消灭在英德。部队在英德的丘陵峡谷里转了好几天后，摆出迷魂阵，然后以一支小分队首先开枪引开敌主力，大队人马则突然冲出敌军封锁线，翻山越岭自东掉头北上，当敌军如梦初醒时，我主力已离开此地一两小时了。

（2）倒洞会师，组合北上

此间，在英德县境内的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已派出便衣来找珠江纵队。原来，东江纵队西北支队早已在北江西岸清远与英德地区活动，并接到要配合珠江纵队的北上部队到粤赣湘边的命令。于是在支队政委邓楚白率领下北上到曲江县樟树，途中曾与国民党地方部队遭遇激战，于8月底才转向英德县沙口附近渡过北江河，与同是东江纵队的兄弟部队北江支队会合，然后一起到达英德县东部的鱼湾倒洞。

东江纵队北江支队独立第一大队（何通任大队长）在北上至曲江县马坝附近，与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在途中遭遇战。摆脱敌军围剿后，得知日本已投降并探知北江西岸的樟树有我军部队北上，该大队便渡过北江到达樟树，又沿东江纵队西北支队走过的路线，从英德沙口附近再次渡过北江到达鱼湾倒洞。

同时，清远县人民抗日同盟军何俊才大队也来到鱼湾倒洞。

也是这时，珠江纵队南三大队在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的率领下，也于8月底到达鱼湾倒洞。

9月初，位于坝仔墟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得知中共华南部队有几支北上的部队正在英德东部的湾倒洞会合，遂向倒洞方向围攻。东纵北江支队独立第一大队、东纵西北支队、清远县人民抗日同盟军何俊才大队率先在风门坳并肩阻击敌人进攻，激战数日，击退了敌军进攻，保障了北上各部队在倒洞会合。

西线北上部队在倒洞会合后，各部领导人于英德县东乡召开紧急会商，决定：

（一）珠纵第二支队留南三人员、珠纵南三大队、东纵西北支队、东纵北江支队独立第一大队、东纵北江支队黄洪中队以及部分政工人员、清远县人民抗日同盟军何俊才大队，共同组成“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一说“北挺临时联合支队”），共同执行由西向北的北上任务，一起向五岭挺进。

（二）成立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指挥部，由（原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政委）李东明任政委、（原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任支队长、（原东江纵队西北支队政委）邓楚白任副政委、（原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支队长）邬强和（原东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蔡国梁任副支队长、（原东江纵队第三支队政委）陈志强任政治处主任；此外还在各队抽调了部份大队（级）的领导干部到支队部工作，比如（原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参谋兼短枪队队长）刘锦进(即刘黑仔)任通讯参谋，（原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任作战参谋，以及珠纵南三独立大队的全体领导干部。

（三）会后各部队当晚即离开倒洞集合北上。

编入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的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仍由大队长梅易辰、副大队长潘恩隆、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以及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原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率队。而我父亲徐云，被珠纵北上临时支队任命为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教导员，他是属于北上行军途中任命的南三独立大队的大队领导干部。

年于香港入党的我父亲徐云，经历了年“中山县委犯右倾错误”的党内磨难和隔离审查后，带着“犯过错误”和“托派嫌疑”复出调入珠江纵队，回到他当年部下的那里做部下。在被组织不重用期间，他忍辱负重，从最基层干部做起：支队宣传干事、宣传股股长、手枪队副队长、广东省番（禺县）顺（德县）行政督导处主任。在禺南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日子里，徐云与留守在番禺顺德党政军机构的黄友涯、李冲、吴声涛、戴耀等战友们于反围剿（日伪军称“万人扫荡”）的大石-南村-官塘-云路山战斗中取得连连胜利。至年7月至8月间，我父亲受命带一批手枪队的干部从番禺经广州伍仙桥到广宁，准备接受纵队司令部的新任务。途中经过珠纵南三大队驻地等候交通员接送时，受命参与了珠江纵队南三大队紧急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战斗任务，并与他的新婚妻子、我母亲冯坤开始了他俩和珠江纵队的战友们奔赴粤赣湘边境开辟五岭根据地的艰难岁月。

（3）艰难北上，恶战不止，一再突围，屡被包围

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在北上途中，沿途一直遭到国民党第六十五军驻翁源的第一五三师、驻曲江的第一八七师、驻始兴的第一六〇师等正规军的密集截击、反复堵截和不懈追击。其过程，与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入粤赣湘边境时遭遇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围击程度多有相似。

（a）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从启程始就与总部失联

由于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没有来得及配备电台就紧急出发北上了，所以一直不知道八路军南下支队已北返，也不知道粤北指挥部有何动态。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按既定计划继续由粤汉铁路西侧越过铁路，抵达在粤汉铁路东侧的始兴县。

（b）在北山奇心洞留下70多名伤病员大部殉难

年9月中旬，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抵达始兴县，旋即遭到国民党第六十五军属下师团的包围，北上临时支队在司前坳头突围中牺牲了28名官兵。

渡过浈江后抵达濂滩，由于多支部队聚集在一起呈长线、多段行军，加之人数众多、急于赶路，粮食成了大问题。往往是，先头部队向沿途民众买完粮食，全军殿后的南三独立大队经常缺粮甚至无粮。而二十多天的山岖急行军，伤病员不断增加，南三独立大队决定将伤病员70余人留下，安置在前行的东纵部队建立并留下的北山奇心洞医疗站里。

9月18日（19日？），北山奇心洞医疗站被国民党第六十五军围袭，70多名伤病员大部殉难。

行军北上期间，我母亲冯坤也多次遇到差点牺牲的“机会”：其中一次是行军至翁源与始兴县之间时，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把敌人甩掉后，进入了另一个大山区，沿着深山野岭往北前进。由于一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且时已半夜，派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未发现敌人，指战员们实在太疲劳了，南三大队的领导相议后决定在此山休息。

“我布置了哨兵放哨之后，命令指战员就地宿营，大家就地一躺就睡着了。第二天大约早晨五时左右，我一觉醒来，透过层林缝隙，发现在我部队后方不到三四十米远的山岗上似乎有人，由于天未亮和树木多看不清楚，后再细心观看，确实有动的影子。当时我想，我们南三独立大队是整个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的殿后部队，怎么会还有部队在后面呢，是东纵的兄弟部队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呢？于是，我大声要他们回答口令，他们回答不出来，反而有一个人转身往后走。我此时看清楚了，是三个敌人。我当即要同志们去向大队部报告后面有敌人。当我第二次问口令时，敌人举起手榴弹就掷了过来，我迅速闪躲在身旁的大树后面，没有受伤。可是，站在大树另一边的一位戴眼镜的男同志来不及躲避受伤了，弹片炸得他血流满面，眼镜和眼睛被敌人的手榴弹炸坏了。后面的一位大个子共产党员立即冲上来无声地把这位伤员背走”，我母亲冯坤回忆。

（c）海燕队打退敌军多次冲锋

在始兴县境内的龙头山（一说是曲江县境内的龙头石山），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又遇到了前来围堵的国民党军，又一场恶战开打了。

“战斗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年9月20日，正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的晚上，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入始兴县境内，在向龙头山进发前宿营在一个无名地。

那天的凌晨三时，殿后的珠纵南三大队紧急集合，支队长郑少康通知各部吃完饭之后再带上一口盅饭行军，饭后要攀登大山，全天行军不作大休息，估计入夜之后才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早晨四时准点出发，队伍向着黑朦朦的大山行进。

这座山非常高，下半山是丛林，上半山全是荒草，山高林密草深，树上有百鸟盘居，草下有山鸡和各种小动物不时窜来窜去。上到山顶要四个小时，大队部的领导干部传下话来：“大家肃静，注意不要惊动飞鸟”。我母亲冯坤回忆，当队伍攀登到山巅时，太阳已经火辣辣，而每个指战员的衣服，被汗水加露水全湿透了，炽热的太阳不一会就把我们的湿衣服烤干。高山的气候变化无常，太阳还未来得及收住笑面，无情的阵雨就迎面袭来。就这样，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指战员们很快便惹来周身吸血的旱蚂蟥。

队伍在山峦重叠的崇山峻岭上行进。大约下午三时左右，队伍向着东北方向开始下山，有些战士窃窃私语，说可能不到天黑之前就可以到达预定目的地，大家欢悦到忘记了一天行军疲劳。我母亲冯坤回忆，当队伍沿山腰草地做7字形转弯时，也就是队伍有一部份不可避免地暴露在空旷的草山那边，就在这时，突然敌人的机关枪向我们后卫队伍左前方猛烈地扫射过来。支队长郑少康和大队长梅奕辰立即下命令要各部队跑步去抢制高点，占领对面的山顶，掩蔽非武装人员攀登制高点。当时队伍很多非武装人员，有搞宣传文化工作的海燕队，还有机关部门的油印员、地图员、文书员、交通员、卫生员、财务员、管理员、炊事员，还有一队随军学习班几十人。为了消灭敌人、北上会师，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所有指战员都勇敢地迎着敌人射过来的枪弹，飞快跑向正前方迅速往制高点顶峰攀登，但山陡无路，也无树木可攀，完全暴露在敌人射程之内，不能直上，只能迂廻曲折往上爬。在山陂上，油印员黄坚同志受伤了，他伤在大腿上，不能用力登山，油印室负责人苏文哲同志半背半拖地把他往上拉，结果黄坚同志又中一弹牺牲了！苏文哲同志抱着他死死不放，大声的千呼万唤他的名字，也没有喊醒黄坚同志。这位年仅十五岁战士，牺牲时仍背着腊版、纸、笔等文具！

“我是海燕队的政治指导员，党内支部书记。分工为队长罗郁同志在我队前头，我押后。海燕队绝大部份战士是文化兵，来自大后方的大、中院校，其中一位叫陈允的，人很精灵，通晓外语，能讲会写，胖乎乎的矮个子，平时行军都很吃力，这次在战斗中抢占制高点就更吃力了，上几步有时会滑下来，很是危险，我只好用手大力顶住她屁股才能往前进，我们终于到达山顶了”，海燕队往上冲的半路中已牺牲了几名战士。海燕队杀上山顶后，我母亲冯坤说她看见正在指挥作战的支队长郑少康和大队长梅易辰，而飞熊队（一说大鹏队）也在这个山顶还击敌人。支队长郑少康命令我母亲冯坤带领海燕队钉死在山顶，狠狠打击冲上来的敌军冲锋连，掩护大部队撤退，没有接到他的命令不准撤下战场。

我母亲冯坤回忆：“给我下命令后，支队长郑少康带上一部份人员撤退了。我接到命令后，放眼四看，原来飞熊队的副指导员杜福和几个战士已经牺牲在阵地左右两侧。不见则已，一见这么多战友牺牲，复仇的烈焰骤然在心中燃烧，我当即指挥阵地上的机关枪手向敌人发出仇恨子弹。但我突然醒悟，记起首长要我们不能凭感情用事，要做到有勇有谋。于是，我开始冷静观察敌人火力分布，我要知道我方有那几个自卫反击点部置，考虑如何配合兄弟部队和使用自己的兵力。我重点掌控机关枪，采用麻雀跳跃打法，即打一阵就转移，使敌人摸不到我方机关枪和步枪的位置，藉此减少伤亡。不是反冲锋时，我采用时而点射、时而吊射、时而排射，但敌军人多势大，来势汹汹，我们的机关枪打到枪管发红了，找不到水，那时是不分男女了，谁有尿就快向机关枪淋。那天太阳火辣，指战员们大汗淋漓，战场上硝烟冲喉，战斗了半天也找不到水，怎么办？只好喝自己的尿。正当机枪班的陈机长把淋过尿的机关枪扛起来时，突然，罪恶的子弹射来，夺去了陈机长这位勇猛杀敌的青年战士的生命。指战员非常愤怒，一阵暴雨般的枪声，带着指战员对敌人的仇恨和怒火，射向正前方恶魔的阵地，为牺牲的战友复仇。而敌人很狡猾，他们用机关枪引诱我方，然后用六〇炮射击我军的机关枪位置。幸而我军在山顶，敌军在山下，也幸而敌人发炮不准确，不然，就不是当时的局面了。两军激烈战斗至夜幕来临，这时支队长郑少康派来的通讯员通知我作佯攻后即带队撤退”。

这天与我军对战的，是国民党军第一八七师的一个营。

（d）飞熊队在汤湖再遇遭遇战

　　珠纵南三大队飞熊队（一说大鹏队，亦有说杜福中队）迅速转移到始兴县的隘子，汇合打散了的官兵，由一位当地瑶民带路，直奔华南北上部队的粤北指挥部驻地汤湖。而这时，粤北指挥部已离开汤湖。无奈之下，带队的戴耀只好命令飞熊队就地休息，打算吃完饭后再下山。可是还未待他们将饭吃完，大批敌军已经静悄悄地围追过来了。幸好飞熊队的哨兵及时发现了敌情，他机警地鸣枪报警，使飞熊队及时抢占山头，然后边打边退，冲出了敌军包围圈。

（e）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兵分多路

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冲出敌军在龙头山的阻击后，进入始兴县的椒子岭，与中共始兴县风度大队取得联系。这时，珠纵北上临时支队召开了支队部会议，认为大部队行军难以摆脱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决定兵分两路：由政委李东明、支队长郑少康共同率领一小部进入大瑶山；另一大部由大队长梅易辰、教导员徐云、副大队长潘恩隆、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珠纵原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共同率领珠江纵队南三大队继续北上。两部约好，分头去粤赣湘边境寻找粤北指挥部，完成北迎八路军南下支队、开辟五岭根据地的任务。

三天后，李东明、郑少康这一部又分为两小部份各自北上：

——李东明部。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政委李东明率东纵北江支队独立第一大队（何通大队），乘敌空隙，在始兴县风度大队的配合下从大瑶山向东进军到澄江，拟经南雄和始兴的边境渡过浈江。年11月下旬，李东明部终于渡过浈江到达南雄县，与先期到达的东江纵队第五支队会师。李东明抵粤北指挥部报到后，又奉命率东纵独立第一大队回师始兴县，统率清远县人民抗日同盟军何俊才大队及始兴县人民风度抗日自卫大队这三支部队，在粤赣湘边境的南雄县、始兴县、翁源县等地坚持武装斗争。

——郑少康部（前）。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支队长郑少康率领的珠纵第二支队留南三人员、东纵西北支队和珠纵南三大队，在与李东明部分开后不久，在汤湖等地被国民党第六十五军第一六〇师围袭，损失严重。

（f）“神仙肚、钢铁腿”

“敌军一直尾随追击我军，不断打仗，极少没有枪声之日。为了甩掉老是尾随追击或路上伏击的敌人，我们南三独立大队专门在山峦丛中急行军，在那些没有山民的地方是找不到吃的，那时真正做到了神仙肚、钢铁腿，怀着实现革命理想勇往直”，我母亲冯坤回忆，当时大多数指战员都已没有鞋子穿了，光着脚板闯山路。我不小心，一脚踩中被砍过的竹根插穿脚板，痛到声音都发不出来，全身发颤。把脚拔出来，血流不止，就地摘些草药敷上，我又一拐一拐地拼命追随队伍前进。

我母亲冯坤继续回忆——

在我们平常人的观念里，有山便有水，山水相连嘛。但是，当我们在重山叠岭急行军中，偶有一两天真找不到水，又遇到烈火的太阳，大汗流小汗落，口苦舌涩，用手指点一点汗水润舌头，汗水是咸到发苦的。饥饿固然难受，但缺水比饥饿更难受！尽管队伍前头传来已经发现一棵野李子很酸很酸的，叫大家迅速前进去尝一尝。当时能呼唤出一点口水，可很快舌头又干了。我试着含块小石头，当时也能引出一点口水，大家照样做了，不一会，不但没有口水，小石子在口腔里发热。饮自己的尿吧，没吃没喝的那来的尿？想要拉尿了，快快找来口盅接上。喝过的人苦着口面，说很咸很咸的。“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咸也得喝下去”，我没办法，闭上眼睛，一饮而尽。

有一天，敌人又跟上来了，没有办法生火，只好把生芋头发给每个人一至二个随身带着。甩不掉敌人，无法休息，肠饿喉苦，实在难于忍耐，有人提出吃生芋头充饥，又怕吃下去肠胃发痒。我想，自己是个指导员，应勇敢地做个试验，拿着生芋头也没有水洗，只把芋头在衣服上擦了擦就连皮吃下去，肠胃倒不痒，而口腔、舌头和食道管越来越痒，痒到无法形容那么痒。舌头逐渐红肿，讲话发生障碍。有人说盐能止痒，那来的盐？部队断盐已经好些时间了，后来到晚上休息，生了一堆火，口腔对着火苗烧才解决了问题。

为迷惑敌人，现在改为天天穿行于山岭之间的水坑了，沿山坑水上山，沿山坑水下山。“原地休息”的命令一下，所有指战员，有的原地坐下清清的流水之中，有的躺在水坑之中，让清水流过出汗未干发热的躯体。你一言我一语，赞美水给人以“深感舒服”，然而，很多人不很久便深感不舒服了——骨头发痛。我的关节炎，也是由此而产生的。

在一次夜战中，山高月黑。由于部队经常断粮缺油，当时许多指战员都患“发鸡盲”，我也一样患鸡盲症，在黑夜里分不清地面那里高那里低，在战斗中一脚踩空，从高山跌下一个小山沟上，我腰骨断裂受伤了。但在那生死存亡时刻，没有游击队的地盘，没有后方，路上受伤，不管轻重，也得要紧跟自己部队行进，否则，就会落到敌军手里当俘虏。特别是我们女战士，宁死不肯被敌人捉去。所以，我虽然受伤，拼死命也紧跟部队行进，就这样天天发烧也不敢落后一步。

（g）珠纵北上临时支队再次分开北上

年9月下旬，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到达始兴县，先后在汤湖和东八岭遭到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的围袭，部队损失很大，铁鹰队被打散，丢了三挺机枪。

部队撤到左右拔水瑶山，国民党军立即将瑶山所有通道严加封锁，意图将珠纵北上部队困死、饿死。

“我们不能在山上坐以待毙，我们要主动出击，寻找东纵北上部队”，在党员大会上珠纵北上临时支队支队长郑少康说。

会议决定，再一次兵分两路：

一路由郑少康率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留南三人员、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坚持在瑶山活动，伺机与粤北指挥部取得联系，继续北上。该部简称郑少康部（后）。

另一路由珠纵南三独立大队的大队长梅易辰、教导员徐云、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珠纵第二支队原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率队冲出包围圈，掩护郑少康部（后）北上，本部则待机北上。该部简称梅易辰部。

穿越始兴县的清化、风度、隘子等地，梅易辰部与始兴风度大队的部份队伍会合了。但在一次战斗结束后，两部因意见不合又分开了活动。

（h）珠纵南三大队再丢三挺机枪

年11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珠纵梅易辰部越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潜伏到始兴县司前墟附近的坳背村宿营。部队刚刚驻下，忽闻哨兵鸣枪报警，我军已落入敌军的包围之中。

事发前一天，国民党军已获悉我军宿营地点，于是调集优势兵力，企图将珠纵南三大队一举歼灭。翌日下午5时左右，国民党军完成了三面包围之后，向梅易辰部发起了突然袭击，敌我力量悬殊，情况十分危急。部队立即分几路往后山撤退，并迅速抢占山头作掩护。然而敌军的机枪、冲锋枪形成了一道火网，将梅易辰部的退路封得严严实实，梅易辰部就用手榴弹炸开一条血路，大部分官兵从敌军的枪林弹雨中冲了出来。

警卫连的黎勤副小队长兼政治服务员奉命掩护部队向后山撤退。黎勤小队用机枪、手榴弹，冒着国民党军的三面交叉火力，硬是将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压了下去。敌人见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便集中火力向黎勤的阵地扫射，在弹雨之下，黎勤和另一名“小鬼”陆樵不幸中弹牺牲。中队副指导员冯庆场在接过黎勤牺牲时手握的机枪向敌军扫射，也不幸饮弹牺牲。原宣传队指导员大梁（李长松）在敌军密集猛烈的弹雨中负伤滚落山下，被敌军杀害……

垇背战斗，珠纵梅易辰部有36名（一说35名）官兵英勇牺牲在半山腰上，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北上部队的安全撤退。

这一仗，珠纵梅易辰部再丢三挺机枪。

时光飞流逝，六十九年过去了。不久前，采访坳背战斗的《韶关日报》记者来到“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战地，曾嵌满弹洞的坳背村已踪迹难觅，当年的战场已被茂密的森林遮掩，山林间怒放着一丛丛鲜红的杜鹃，已成为今日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坳背口的车八岭小学，《韶关日报》记者见到了镶嵌在墙上、由始兴县委县政府于年刻立的《珠江纵队挺进粤北部队坳背突围战略记》碑。碑文记述了坳背突围战中，“副指导员冯庆（场）、机枪手黎勤等35人，在掩护主力突围的激战中壮烈牺牲；突围后又有杨忠等人因伤病无药治疗而牺牲……。英雄们从此长眠于始兴大地，许多人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车八岭，我有印象记得以前在旧地图上看到同一个位置，叫车柏岭。

（i）以“日宿夜游”方式继续北上

坳背村之战失利后敌军并未停止追剿，珠纵梅易辰部只有采取“日宿夜游”的办法寻找铁桶空隙。官兵们白天躲在山洞里，晚间出来找些番薯、野菜充饥，甚至饮一点冬瓜汤维持生命。战士们个个面黄饥瘦，有的患了夜盲症；女同志衣不蔽体，男同志就撕下自己的裤筒给她们缝补；为了御寒，大家将缴获到的军用棉被剪成四块，中间开一个孔，当作棉袄穿。

再与敌军的几场遭遇战又使珠纵梅易辰部损失很大，队伍被冲散，很长时间才陆续集合起来。由于长期以杂粮、野菜、野果为主食，没有油盐，很多人患上夜盲症、疟疾、黄疸、全身浮肿等疾病，部队缺医少药，不少人只能在饥饿和疾病中挣扎。进入瑶山后，部队减员近三分之一。

“在油白水坑，我们部队又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党委决定，留下伤病员，其余的想办法冲出去。我被留下了”，我母亲冯坤回忆——

在又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大队长梅易辰将有战斗力的人员组成一支80人的武装中队，准备轻装突围，伺机渡过浈江河；而留下的几十名伤病员和女官兵则继续隐蔽，等待接应。我在连续战斗中患了高烧，多天不退，已经无法指挥海燕队随大队主力行动，也被安排在伤病员中等待接应。

离开战斗部队留下在伤病员队的日子更困难，敌人经常来扫荡，我们伤病员手无寸铁，只好到处去躲避、去掩蔽。粤北的冬天是下雪的，纷纷扬扬飘雪粉，而我们仍然穿着珠江三角洲的土特产纱绸衣裤。饥寒交迫，病伤疼痛，高烧低寒，无医无药，无米无炊，自生自灭。在没有敌情时，缩成一团，不像人样。只是在敌人来搜山时，敌人机枪一响，这一团一团的，在“保存自己是为消灭更多敌人”的思想指导下，又以战斗员姿态展开与敌人在深山野岭捉迷藏。为了减少伤亡，一有敌情，分散掩蔽，个别行动，敌退后才集中。伤病员无力走路，上山时身贴山坡，手脚并举往上爬；下山时，利用地形一段一段往下滑，有些重伤病员不能自持的直往下滚，昏晕过去了！何时醒来，何时再爬再滑再滚。

从总体来说，不管怎么说，重伤病员对轻伤病员队伍拖累是大的。

我们听说有个包谷山，山上有个茅寮，离战斗过的山区很远，说那里较安全。于是何指导员（注：似是铁鹰队指导员何洪）带队前去。当时我受伤之后发着高烧，也跟着何指导员去。伤病员队伍从早上四时左右出发，足足爬了十几小时，直到月亮出来才到达包谷山，找到了那两间茅寮。月光下的包谷山，四面是山，没有树木竹林可掩蔽，找不到水源，更没有山民住宅，只有一条山路从山顶直穿过这间茅寮绕山中而过。

我被高烧所折磨，口干舌涩、饥饿疲劳，昏昏沉沉又晕过去了。经过一夜休息似乎退烧一些。可是，第二天早上有六个战友已永远叫不醒了！包括（伤病员队）负责人何指导员在内都与我们永别了！。当时，真是叫喊无声、哭无眼泪！。此地再也住不下去了，我带领十多个死剩的战友，艰难地翻爬跪滚，往一个山岭接一个山岭前进，终于找到伤兵站。这里虽然没有医药，也没有卫生员，但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天有一碗稀饭下肚。在当时，无盐、无油、连青菜也没有，就是这一碗稀饭都深感满意的了。就是靠这一碗稀饭，使伤残病员们身体逐步恢复健康。伤病员队在苦盼和苦熬中，由粤北指挥部派来的东纵第五支队叶镜大队找到了我们，绝大部份伤病指战员又回到战斗部队去了。

母亲写以上的文字时，我看到她忧伤的面容从心，从眼，从笔，流入到稿纸的每个方格里。

（j）“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我母亲描述包谷山“死去活来”的回忆多年来成为我心底里的一个伤悲，想起母亲及她的战友们这般苦难，心里就难过。最近我在一位粤北韶关博客作者那看到一组柑梓园照片和文字，不知道是不是与我母亲冯坤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包谷山。这位粤北韶关博客作者描述：“这里是革命老区，山顶有一座烈士墓，东江纵队6名无名烈士和珠江纵队南三大队14名（其中2名女游击队员）以及6名革命群众在此长眠地下。柑梓园这个小山村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这段历史，尽管有些凝重，但是却为这座村庄涂抹了一笔亮丽的色彩。眼前的这座村庄，已经杂草丛生，荒无人烟，残垣断壁，像是劫后余生的战场。在废墟中转悠，转悠，许久，许久，空山无语，不见人影。但这是我预料中的”。

柑梓园山顶这座烈士墓，有东江纵队6名无名烈士和珠江纵队南山独立大队大队14名（其中2名是女游击队员）以及6名革命群众在此长眠地下。这个柑梓园，不知道是否就是我母亲说的北上经过的那个“包谷山”；这几处残壁，不知是否我母亲和二十多位伤病员爬了十几小时才来到的“两间茅寮”？

（k）敌军围剿伤病员，白头黎英勇救全队

连续的遭遇战后，珠江纵队南三大队损失惨重。铁鹰队被打散了，何洪等一些干部相继病死。而且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还丢失了多挺机枪！不少战士郁郁寡欢，两眼茫茫，既找不到粤北指挥部，又没有带路人带队离开险境，每天只有躲在树林里，处处落入敌人的围追堵截。没有粮食，只有摘野菜、野果充饥。有的同志生病了，缺医缺药，只能眼睁睁地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有可能导致身亡。有一个机枪手饥饿难熬误食了山上的毒野果而中毒死亡……。这时，珠江纵队南三大队教导员徐云、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分头向官兵们作战斗动员、鼓舞部队士气，鼓动党员干部身先卒士、冲锋在前。

“在油白水坑，我们部队又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党委决定，留下伤病员，其余的想办法冲出去。我被留下了”，这是我母亲冯坤每次向我们讲述她放不下的一件心头事的开头语，她是要我们永远记住白头黎，一位勇敢无私、宁死不屈的战友被捕的过程——

在珠纵梅易辰部进入始兴县瑶区大南山的一天下午，发现右山侧有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尾随而来，伺机进攻我部。南三大队立即转移到高山重叠、杉树成荫的油白水坑（一说游白水坑）。凌晨三四点钟时，大队教导员徐云向部队传达命令，部队将轻装突围大南山，命令所有女同志和伤病员全部留下隐蔽，只留下两支手枪给两位负责人邓展民和林科，并告知日后将由留在大南山的另一支武装连队联系我们这支隐蔽队伍。

留下来的伤病员隐蔽在水坑附近。水坑周围高山重叠，灌木丛生。深秋的瑶岭，早晚已是凉风剌骨。寒气逼人。长时间的跋山涉水，战士们的衣服都被树枝、藤条勾破，划伤的手脚留下道道发紫的血痕，不少人连鞋也丢失，冻得直发抖。我母亲冯坤对我说过，她双腿的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当年在大南山水坑隐蔽期间造成的。

连日来，因为敌人进山骚扰，部队已两三天没能生火煮食，伤病员们早已饿得眼冒金星，双腿发软。进入瑶山以来，南三独立大队的指战员们最多也只是在天亮前天黑后吃两餐酸笋加山芋煮的稀粥，如果碰上紧急情况，就连稀粥也顾不上。有的人忍不住啃几口带在身上的生芋头，但食后不久，只觉得舌头肿胀，喉咙又麻痒，非常难受。如果这个时候可以生一堆火、煮一锅热粥、烤几个芋头该多好啊。但是，在林间生火，一冒烟就会引起搜山的敌军注意，这是十分危险的。

天快黑了，如果敌人已经下山，伤病员们就可以解下背包，燃起篝火，就地露营了。可当时每个伤病员都显得疲惫无力，双腿就象灌了铅一样的沉，留守隐蔽的负责人邓展明和林科正在考虑，该派谁到坑口外的山间小路上去侦察敌情呢？

这时，默默无语的白头黎艰难地站起身来。

我母亲冯坤回忆，我们几十个人目送他离去，热切地希望没有敌情，默祝他平安归来。大家静静地坐着等候，侧耳细听着可能出现的情况。突然，枪响了！枪声就是敌情，同志们飞快地跑上高山隐蔽，我也跟着同志们一起撤去。但由于我仍在发高烧，跑不快，跑到半山腰就跑不动了。我听到敌人的追骂声。白头黎同志没有枪无法枪击敌人，只能奔跑，不一会就见到四个敌兵追到白头黎。我见势不妙，就地躺在密林下。我透过密林的缝隙看到白头黎跑到原先的集中地，他再也不往这边跑了，他停下来环视周围的山头，立即开步往侧面无人的大山跑去。很明显，白头黎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想把敌兵引到相反方向去，使我们隐蔽的地方免遭敌兵来搜山。在众多敌兵的包围下，白头黎同志终于被抓住了。但他奋力反抗，与敌兵展开搏斗，不让敌兵捆绑他。敌兵用脚踢他，用枪托打他，他蹲在地上两手死死抱胸，强忍疼痛一声不吭。他是怕同志们难过，怕同志们为自己冲出来，怕革命队伍受到更大损失！后面来了更多敌兵，开始审问：共匪有多少人？有多少枪？藏在哪个山头？然而，任由敌兵凶残打骂，白头黎同志躺在地上就是不开口，一直坚持到黑夜来临。山口外面的敌军吹集合哨了，后来又吹紧急集合哨。敌兵最怕黑夜遭到我军袭击，于是连拖带打把白头黎同志押往山口去了。

“敌人把我们的同志拉走了，实是抽心之痛，愤恨之极，恨不得一枪一个把敌人全部消灭，可我自己已没有枪，而且还在发高烧之中，无能为力。看着，看着，我满眼满面都是泪水了，逐渐看不清了。白头黎同志！你被押往哪里？后来又怎么样！？坚强勇敢的白头黎同志呀，我们深深怀念你！”——我母亲冯坤于年11月写信给广东省三水县党史办，详细介绍白头黎被捕过程。当时因为部队紧急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根据年8月4日中央军委急电的命令：“广东区党委要用极大的速度向粤北发展，派出有力支队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所以南三独立大队集中了许许多多不同单位的地方干部一起北上。我母亲还未熟悉来自各地的所有战友的姓名，只能跟着大家叫这位陌生战友的外号：白头黎。我母亲在这封信里说：“据我估计，白头黎同志当时没有叛变，如果是叛变，我们几十人不可能在第二天平安地集体撤出大南山水坑”。

我母亲于年11月写的这封长信时，医院东病区室里写的，当时我就站在旁边，看到母亲一边写一边流泪，这过程我递了几次纸巾给母亲。她希望能得知白头黎被捕后的情形，如果白头黎牺牲了，她也希望曾一起北上的战友并救了她的白头黎能够被组织上追认为革命烈士。

不久前，我在阅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海量资讯里，我看到了很详细的文字，报道这位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华南武装战士的情况——

白头黎原名黎锡麟，参加革命后才改名黎定中。因为他未到中年，却已是满头白发，大家都叫他白头黎。黎定中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性格开朗大方，深得同志们敬重。早在广州读书时，他参加过广州起义。抗战爆发后，奉调粤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年11月，中共北江特委抽调一批党员到珠江纵队学习军事，培训结束后黎定中留在了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北上以前，因为他在我军驻南三边境的黎边村临时交通站当过交通员，收集过情报和接待过往来人员，因此北上时他被调到大队部协助安排部队行军路线，途中受了伤，他也和伤病员们留了下来。

那天天快黑了，为使伤病员们就可以解下背包，燃起篝火，煮些熟食充饥后就可宿营了。该派谁到坑口外去侦察敌情呢？

　　这时黎定中走了出来，只见他中等身材，穿一件黄白色的夏布衫，布衫的肩膀部分，被树枝和荆棘勾破了几个洞。由于长时间的缺衣少食，营养不良，他的眼窝深深地陷入了进去，本来充满生气的脸庞也变得又黄又瘦，格外憔悴。他领会了指挥员的意图，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友好地对大家微笑一下，算是告别。同志们虽然知道前面危机四伏，又有谁会料到黎定中竟会一去不复还呢？

　　正当大家为黎定中的安全担心，盼着他快点平安回来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枪声就是敌情，大家匆忙撤退到附近的密林中隐蔽。

　　原来，黎定中出了坑口，横过小路，爬上山顶时，猛然看到一队国民党兵从山那边转了过来。情况十分紧急，战友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容不得半点迟疑，必须尽快通报敌情。黎定中不顾伤痛，拔腿就往山下跑。敌人发现黎定中立即开枪射击。当他冒着呼啸而来的子弹，迂回跑返坑口时，看到同志们已经隐蔽到附近的林中，黎定中紧绷的心弦放松下来，他稍一停顿，环视四周的山头，立即往侧面的大山跑，想把敌人引开。这时，四个敌人追了上来，把黎定中团团围住。他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终于寡不敌众，被敌人捉住。敌人用枪托打他，逼他讲游击队的藏身之地，黎定中蹲在地上，忍住疼痛，就是不出声。此时此刻，他最为担心的是隐蔽在附近的同志们的安全。

天越来越黑了，山谷越来越阴森静寂。敌人怕遭游击队袭击，不敢搜山。隐蔽在树林中的同志，眼看着敌人把黎定中押下山去，痛苦得泣不成声……。

黎定中为掩护北上战友被捕后，被解押到连县监狱。在狱中，他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身上肌肤无一处完好，但他还是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肉体的痛苦，毫不屈服。当时，最令他梦绕魂牵的是，困守在瑶山的战友们能否突破重围北上会师？其实当时南三大队与粤北指挥部派来的部队取得了联系，收回了疏散隐蔽的同志，调整队伍继续北上。部队经柑子园沿始兴县城南部的山区，穿过沈所、黄所之间，出江口，渡浈江，经南雄百顺、白云，终于在年12月上旬到达江西省大庾县同南雄交界的天井洞，与东纵北上部队胜利会师。可惜，这一切黎定中都无法知道。

　　“黎定中被俘时原已负伤，在解押途中带病乘船赶路，还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上的折磨，身体已衰弱不堪。在监狱中熬不过寒冬，于年2月病逝。他的遗体被搬出临仓时，仍戴着脚镣手铐，一头的白发，染着斑斑的血迹……。黎定中同志牺牲了，他的平生热血、一瓣心香，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位叫李茂清的后人，用以上文字，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平生热血一瓣心香——记黎定中烈士》。谢谢李茂清！

（l）珠纵南三独立大队找到了粤北指挥部

11月初，珠纵郑少康部（后）冲出瑶山，突围到江口北渡浈江，穿过始兴县西北地区，到达南雄县白云镇，与东江纵队第五支队会师。东纵第五支队是粤北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找到第五支队就能找到粤北指挥部。

而留置伤病员后再出发的珠纵梅易辰部（八十名战斗人员新组成的中队），与风度大队一起转移到始兴县西南部清化区活动，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掩护郑少康部（后）北上。叶向荣和林锋回忆：“为了使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发挥，梅易辰部将精干人员组成一支80人的武装中队，由戴甦任指导员、霍桐任中队长（另，我看过一篇博文，内提到霍桐年随华南武装部队北撤后，担任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第一团第一营机炮连连长，在参加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

精简缩编后的珠纵梅易辰部，在敌军的追击堵截下，部队转移频繁，仍不能摆脱敌军的追击和围剿。叶向荣和林锋回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支队伍（依然）坚持每天上政治课或者开讨论会。由徐云、何干成等负责人亲自讲课，着重克服怕苦、怕饿、怕病、怕死等悲观情绪，振奋革命精神，鼓舞战士斗志”。

部队有这样坚强的党组织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濒临丧失战斗力的珠纵梅易辰部全体指战员终能忍饥挨饿、日宿夜行、冒寒顶冻、夏装上阵，突破了国民党第六十五军的三个正规师（主打翁源的第一五四师、主打曲江的第一八七师、主打始兴的第一六〇师）的围追。

特别是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在部队被围困在火烧山北面的高山时，他带着两名战士在夜里冒着危险爬过崎岖峰峦，找到一条逃生之路，使部队跳出敌军包围，从柑梓园行军到了下北山，于年12月上旬辗转到达粤北南雄县白云乡，并安全进入赣南大庾县河洞乡长炉村的天井洞，与先期到达的东江纵队第五支队会师（前面说到，东纵第五支队是粤北指挥部的直属部队）。两支兄弟部队的战友紧紧拥抱。时值寒冬腊月，北风狂啸，东纵第五支队的战友看到珠纵南三独立大队的战友仍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纷纷打开自己的包袱取出衣服，套在他们身上。

出发时配备九挺机枪的珠纵南三独立大队，北上途中经历了几个月反围剿的残酷战斗，牺牲了不少官兵。因伤亡惨重，部队由当初的多人减至多人（一说不足90多人）；而原本有60名女官兵，到达廖地村粤北指挥部驻地时只剩下不到10名（其中有我母亲冯坤！）。尤其是在始兴的瑶山上，珠纵南三大队被敌军几个师的兵力像梳子一样反复围剿，以所谓“梳篦”战术扫荡，不说战死沙场的，光是饿死、病死和跌下悬崖而死伤的就有五六十人……。抵达粤赣边境后，他们面黄肌瘦、脚无完鞋、衣不遮体，被兄弟部队笑称为“烂衫队”——官兵们因战斗惨烈和长途跋山涉水而衣破鞋烂。

但是，当活着打到五岭的珠纵南三大队北上官兵们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手持武器、整齐列队向粤北指挥部致军礼时，他们在那股北风穿透烂装破衣仍坚强挺立的猎猎英姿，他们在那种躯瘦体弱下仍从骨子里发出的鼎烈气势，深深地感动了所有在场的指挥员。多年以后，我和父母去位于广州东山的农林上路五横路，拜访原珠江纵队司令员“林叔”（全纵队对林锵云的尊称），来访的大人们热烈谈说当年北上战斗的经历，林司令员对我父母说：“南三大队列队向指挥部报到时，我们都流泪了，尤其是看到队列里还有你们这对新婚夫妇站在队列前，啊更止不住了！”

（p）珠纵北上临时支队合编为“东江纵队粤北支队”

年12月中旬，南三独立大队在对北上战役进行了总结后，粤北指挥部将北上途中组建的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与东纵第五支队合编为“东江纵队粤北支队”，由（原东纵第五支队支队长）刘培任支队长、（原东纵第五支队政委）黄业任政委、（原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任副支队长。

至此，驻扎五岭的粤北指挥部旗下有东纵粤北支队、东纵北江支队、东纵西北支队等支队级的主力武装。

同时编入“东江纵队粤北支队”的原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由教导员徐云、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负责新编“东江纵队粤北支队南三独立大队”的工作。

由是，我父母和何干成等一批战友因此成为年既是珠江纵队编制又是东江纵队编制的第二批“两纵人”。此时的半年前，年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多名官兵东渡珠江，遵省委指示编入东江纵队战斗序列，成为首批“两纵人”。

对北上战役进行了总结后，粤北指挥部安排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原大队长梅易辰、前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等人组成手枪队，派往赣南活动；不久，粤北指挥部又将原南三独立大队的部份人员与原南雄县第十二支队合编为“东纵粤北支队南雄大队”，戴耀任大队长。

之后，这支被粤北指挥部编制为“东纵粤北支队南三独立大队”以及“东纵粤北支队南雄大队”，或没有，或极少，或不完整地记载于中共华南武装部队的战斗序列里。

（q）北上五岭的华南部队不少干部被调往香港潜伏

年底至年初，赴缅甸抗战回粤的国民党最悍之师——新一军横扫广东，所到之处谓之“填空格”，各解放区的华南武装部队多有损失。中共广东省委对华南部队在粤赣湘边的粤北指挥部进行缩编，部队政工干部多有调往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和香港市委机关以及社团做地下党工作的。

此际，东江纵队的政委和司令员及一些主要领导人已转移到香港（岛），电台也已转移到九龙、新界。

接到中共省委的调动通知，我父亲徐云由粤北指挥部的珠纵司令员林锵云亲自陪同下山至敌占区北江码头，从粤北战场潜伏回香港找一位叫“蒲特”的人接头，然后由“蒲特”带他向中共广东省委报到。

我父亲徐云被省委分配在香港市委做职工运动工作（上级是主管职工运动的省委副书记梁广），并住在省委机关里参与编辑中共报纸《正报》（上级是省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即“蒲特”）和在《华商报》主编《工人周刊》（采编负责人是《华商报》副主编廖沫沙），对外公开职务是香港汽车摩托车工会书记（联系上级是主管职工运动的省委副书记梁广和市委委员黄施民）。

之后，我母亲冯坤也奉命从另一条交通路线自粤北战场抵达香港，以香港岭英学校教师的身份潜伏，和我父亲一起住在省委机关里。

我父母说，他们在香港遇见了许多曾一同于年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时的大队长梅易辰、中队指导员麦君素等华南武装各部的战友。

加多一点资讯，是这一章节一年以后的事了。由于年上半年中共广东省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的的许多干部转移到香港，且这些干部有很多是夫妻团聚共同潜伏在香港工作的，所以那段时间后的近一年，在香港出生了很多两纵的“香港仔”，以及北撤山东后又出生了很多两纵的“山东仔”。我的哥哥钮海林就是孕育于香港，出生于华东医院的“山东仔”。

下图的娃娃很多都是孕育于香港、生在烟台的“山东仔”——

历史图片：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北撤山东后，一批在山东出生的“山东仔”在解放军两广纵队托儿所准备跟随父母南下解放广东。

值此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七十周年，我有幸在几天的时间里就能在读写中重踏父辈们、先烈们“南挺和北迎”的艰难战途，用永不减灭的尊敬，复习前辈们为理想而战斗、为信念而牺牲、“为创造新民主主义的强盛、繁荣、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年的演讲）”的历史。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若只读这诗的两句，已让人心颤不已，但若知道诗的背景故事，更是令人唏嘘有加。这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外语系学生、烈士缪弘的留世之诗。

我的年龄，已经远远超越我父母他们那些红色前辈在杀戮突围苦征恶战的年轻貌俊青葱岁月了。本辈也历经连绵局变世道更换的绞缠年华荏苒时光。在敬重父辈们于革命征途上浴血坚执的天下大同之理想和实现民主中国之信念的同时，也对兄弟阋墙、战局失控、内战残杀、劫富济贫以及我们这一代未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强盛、繁荣、统一的新中国”而反思。

末了，儿借这一页，为在北迎的战斗中流血负伤艰韧前进、在北撤后转战华东华北、在建设理想中国和美好家园而勤奋工作并因此在“文革运动”中遭到拳打脚踢、恶毒捆绑、酷刑拷打、失去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我敬爱的亲爱的父母，深深地鞠躬，庄重地敬礼。

钮海津--10-22/25-广州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