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樟树有很多农村都开始新建或者翻新祠堂，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在近期集中发生呢，请看下面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高安，但是樟树也同样适用！

作者：谢华平

前几年的高安农村，不时可以见到大兴土木、建祠修堂的景象，有的是对破旧祠堂的维护加固，有的是对倒塌祠堂的拆旧建新。现如今，走进一些规模较大的村子可以发现，几乎村村都有祠堂，或新或旧，或大或小，无处不见。没有祠堂的大村庄已基本少见了，即便一些小村庄也是有祠堂存在的。为什么乡村这么热衷于祠堂呢？原因当然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农村传统文化复兴的必然。

祠堂，始于汉代，当时只是王公贵族修在墓地以供祭祀祖先的房屋，称作“墓祠”。后来为方便祭祀祖宗、先辈，便改建在居所附近，称为“家庙”、“宗庙”或“祖庙”。唐代以前，没有官爵的人家是不能建家庙的，唐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全国曾一度大兴儒家文化，强化家族观念，放开祠堂建设。尤其在明清两朝，全国的祠堂文化更是热兴，以致全国各地村村有祠。

在古代，祠堂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是用来祭祀先贤，以收缅怀先烈、扬正抑邪之效。这种祠通常称作“公祠”。公祠，是由政府出资兴建、由政府主持祭祀、以纪念社会公众人物为主的祠堂。在古代，尤其是宋元明清四朝，全国凡县衙、省府、乃至京都所在地都建有不同类型的公祠。例如清代的高安老城，就曾有多座公祠存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纪念孔子先辈的崇圣祠；纪念外籍高安清官的名宦祠、鲁公祠、潘公祠、吕祖师祠；纪念高安本土名人的乡贤祠；纪念中华名人陶渊明、文天祥、刘伯温的三先生祠；纪念中华名人苏东坡、黄庭坚、苏辙、米芾的四贤祠；纪念理学先驱王阳明、周敦颐等的七贤祠；纪念烈士楷模的忠义孝悌祠、昭忠祠、节愍祠、刘武烈祠；纪念尽孝守节妇女的节孝祠、贞烈祠；还有专为护城英雄而建的城隍祠、为求雨而建的龙神祠，等等。这些公祠就像今天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名人纪念馆之类的公共设施，是古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公祠之外，由民间各姓氏家族成员集资兴建，由各姓氏家族成员集体参与祭祀，以姓氏家族祖先为祭祀对象的祠堂统称为宗祠。我国民间早有祭祀自己祖先的传统，一家一户的祖先，通常是在墓地祭祀，或在自家住房主屋的厅堂神龛前祭祀。若是一村一族的祖先，则需要利用一个公共的场所来祭祀，这个公共场所就是宗祠。有些大村庄，虽然最早的开基祖都是一个人，但因后代繁衍壮大而分了若干房派，故各房后人都另立宗祠分祭本房创始人，这便有了总祠和分祠。有些村是由多姓组合的村，也会各姓各建自己的祠，一村多祠便因此而出。有些经济能力不足的杂姓村，无力分姓建祠时，便采取合建一座祠，供奉多姓祖的办法。

所有宗祠多为祭祀祖先而建，因为祖先不止一位，所以大部分宗祠都以本族之姓命名，以对历代所有祖宗加以囊括，如谢姓村庄就是“谢氏宗祠”、周姓村庄就是“周氏宗祠”、李姓村庄就是“李氏宗祠”。但也有少数宗祠会一直以某一位祖先的名字作祠名，如八景荷园村的先祖名叫席以安，宗祠便叫“以安公祠”（公是对男性老人的尊称）。类似的还有上湖岗上张家的“玉瑜公祠”（先祖名张玉瑜）、太阳湖边刘家的“祥公祠”（先祖名刘祥）、村前肖坊的“文谟公祠”（先祖名肖文谟）等等。还有个别村的祠堂并非本家族所建，而是外姓人为在此殒身的祖先而建，如伍桥下花坞村的烈女祠。

下花坞村在宋代是个风景十分美丽的小山村，曾得到大诗人苏东坡的赞美。据传苏东坡当年到此一游，便被这里的景色所迷住，曾把“花坞樽前微笑”当作他赏心的十六事之一。该村姓何，因为村小，又不是宗族的发源地，所以这里没有何氏宗祠，却建了个祭祀窦姓女子的外姓祠，叫烈女祠。史料载，明正德六年（公元年）六月，华林起义军（清政府称华林贼，国民党称华林匪）夜袭筠州府衙，守备姜荣领兵出城阻击，但另一股起义军却留进了城。姜荣的妻子窦善惠发现后已无路可逃。情急中她速将丈夫的官府大印丢入水池中，从而避免了官印被毁。当窦善惠被掳行至伍桥下花坞路边一口水井旁时，起义军在此小憩饮水。窦善惠乘机将藏印之事告知一同被掳的仆从，然后请求起义军释放仆从回城取赎金。见起义军首领同意，仆从已离开时，窦善惠一头栽入水井自杀身亡。事后，官府为表彰她保护官印又大义献身的壮举，便在高安城里和下花坞村同时为她建了两座公祠，并取苏东坡“花坞樽前”谐音，将祠前水井命名为“花坞贞泉”，列入“高安八景”之一。年后的崇祯三年（公元年）八月，窦善惠的玄孙、时任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分守九江道参议的姜一洪，又在祠内竖立一块纪念石碑，上刻“花坞碑记”。

古代的家族观念强，族人之间都讲究和睦。无论谁来到这个家族，只要是男丁，那么他的一生都受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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