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南希姐姐

一棵树干粗壮枝叶茂盛的大樟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一日，立在村口。

你总跟外乡人说，樟树下，就是我家。

在中国，很多村口都有这样一棵粗壮的大树。

但如今，不少都市人都有块心病——故土远离，欲归无门。随着二三十年来城镇化的进程，随着祖父辈亲人的逐一离世，心理上和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似乎都已经回不去了。故乡的影子渐渐模糊，故乡的样貌形同陌路。

如此算来，我是幸福的。

我的故乡，仍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不离，难弃。

村口的大樟树，见证着村庄的来来往往

我出生的地方：“五角星”村诊所

我的故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村庄。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很多县城都叫“城关镇”，小小的宁海县城也是如此。而我家所在的小村庄，翻过一座白峤山就到县城东门了，美其名曰“城郊乡白峤村”。

这里，曾是古宁海的县治所在。宋储国秀《宁海县赋并序》有：“以吴越为蛮索，春秋之所同贬，以台明为环富，词人之深羡。唯晋太康吾邑始显，截回浦而置郡，析章安而为县。初宅白峤，星霜岁远，旋徙海游，规模日浅。”意思是我县建县初期，县治为白峤。据宋《嘉定赤城志》载：“白峤山，在县城东五里。下有岭焉，晋武帝置县于此，今或于沙啧中得断壁甓云。”《崇祯宁海县志》也记载“白峤山，东五里，晋武帝初置县于此。”

当然，关于这些历史，是在我上学以后才逐步了解的，幼年的我并不知晓。后来我猜测，可能因为下白峤村有一个很好的港口，可以连接到东海，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才在此设县治吧。

我与这个村庄最早的联系，是作为婴儿，最初发出的三声响亮啼哭。35年前，我在村卫生所出生。我医院，因为墙上刻有一个大大的五角星，显示了它的建造年代。

孩子们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年代的烙印

从我两三岁开始，我就知道了自己幸福的身世。我是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前最后的时机出来的。我上面有个哥哥，我出生后，我家一儿一女，足矣，而且，刚好符合政策。更让人骄傲的是，那一年，我们村准备实行包产到户，16岁入党并早就是生产队长的父亲，在9月的一天，带人出去落实分田的事。可没走出多远，就有人气喘吁吁地赶来找我父亲，说我妈肚子疼可能要生了，让他赶紧去卫生所。在我呱呱坠地之后，父亲在那天下午继续带队工作，至此，作为新生人口的我，在红线划分的一刻，也分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分田地。所以，人们都觉得我是个特别幸运的孩子。

我的奶奶、外婆和小伙伴们

此后的五年，我在村里幸福地被散养着。

每天早晨，父母带着哥哥，去田地里勤劳地工作，他们种植庄稼和果树。我几乎每天睡到太阳晒到屁股上，然后慵懒地独自下楼。奶奶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奶奶身体不好，我从来不烦扰她。院子里出来暖暖的太阳的时候，我会自己在阳光下洗头。奶奶总把好吃的留给我，比如，她只吃鱼头和鱼尾，她说她就喜欢吃这两部分（这是一个很多中国孩子都体验过的老梗吧，但的确是真实的）。我会告诉她，我也喜欢吃鱼头，因为吃鱼头是做头领，可以当领导。

说起当领导，其实，我在这个村庄里没有什么小伙伴，因为我不知为何，总看不上那些小屁孩；而他们，好多人，也怕我。比如，我堂叔的女儿，也就是我堂姐，人称“雌老虎”。比我哥小一岁，比我大一岁。我哥经常被她欺负，但那女孩碰到我，却不敢吱声。胖乎乎的我，一板起脸，气势上就胜出了一大截（这算自带威严么?）。若要舌战，我更是能搬出一堆大道理来坏走那些“纸老虎”。大概我属于脾气特好，但一发脾气没人斗得过的主。

不仅从小表现出慵懒的气质和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我还早早地成为一枚正宗的吃货。这与奶奶、外婆甚至邻居婆婆们的宠溺不无关系。

这个小村庄盛产杨梅，“白峤杨梅”是宁海一绝。杨梅季节，除了在山上攀爬在树上直接囫囵吞梅（老人们总说杨梅核可以下肚，还能治拉肚子）。在家时，奶奶总爱拿出一根缝衣服的长线，把杨梅肉剔下来再给我吃，怕我吃太多“牙齿死掉”。

四岁的那年冬天，奶奶让我和哥哥去小店买盐。肥嘟嘟的我，因为贪吃屋檐地下晶莹剔透的冰凌珠子，不小心滑了一跤。结果，我们刚买回来的盐全撒了。情急之中，哥哥让我把白雪装进袋子里，带回家冒充盐给奶奶用。奶奶发现后，并没有责怪我，反而笑得合不拢嘴了。

关于我，在这个村子里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是，五岁不到的我，到邻居家偷吃杨梅酒（实际上我记得是邻居婆婆喂我的嘛，因我父亲很早就让我用筷子蘸着喝酒），喝了一大碗，结果醉得呼呼去也。顺便提一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一篇《我爱家乡的杨梅》就在《小主人报》组织的华东地区作文大赛上获得了奖项，所以说，从小没有白吃啊。

更幸福的是，我外婆家也在这里。我奶奶家是上街头，外婆家是在上街头和下街头的中间。要去外婆家得过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应该有几百年历史的石头拱桥，桥头的古树年纪也特别特别大了。每次外婆家磨豆腐，我都要去观摩，这一天，我会很早起来。一大清早，外婆就在大土灶上磨着热气腾腾的豆浆，最上面挂起的一层飘香豆腐皮总是归我的，因为听说那一层豆腐衣营养最好。晨曦照在外婆瘦小的身躯上，和灶头上雾气一起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剪影。

去外婆家必经的石桥

舌尖上的乡愁：麻糍，年糕和麦苗

如果要继续谈舌尖上的故乡，那些幸福往事，估计好几天都数不完。和故乡的难舍难离，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童年味蕾的记忆。在我们这个小村庄，不同的时节，要吃不同的美食。

比如，腊月的时候，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舂年糕（土话叫捣年糕），通常是两三户人家合捣一缸。在那种石头的舂里，把煮熟的糯米和粳米放在一起，用石锤不停地捣。寒冬十二月的夜里，温度那些低，孩子们在灶头下火堆旁搓着双手，眼睛则巴望着第一轮捣好的年糕。那一条条香甜软糯Q弹的年糕，吃在嘴里，暖在胃里，整颗心都要被融化了。

到了清明节，妈妈们则会带上孩子们一起到山间田野摘一种名叫“青”的小小野草（以前一直以为是艾草，今年才知道其实是屠呦呦获奖提炼青蒿素的青蒿）和野外松树林上的松花粉，利用糯米来捣清明麻糍，同样在现场吃热的是最美味的。清明的时候，除了漫山遍野的各色杜鹃花（花蕊可直接吮吸汁水，清甜味），走过一条条小河，河畔总有一些红绿色的小果子，那是“只只梅”，真的可以让人望梅止渴，哪怕多年以后再想起那小果子，都会口舌生津。清明前，家家户户都要舂“青麻糍”

五月的时候，初夏，可以上山采摘野草莓，我们叫它“麦苗”（实际是野生覆盆子的一种），清甜可口。同时我们一早就知道，有一种红白色的“蛇苗”有毒，绝对不可以摘来吃。到了秋季，山上的树丛里会长出很多紫色的野果，那叫“乌饭”（我哥说那是野生蓝莓），甜甜的口感让人陶醉。吃完以后满嘴的深紫色，则让同行的伙伴们忍俊不禁。这种果实，也是制作乌饭麻糍的主要原料。

故土难离：三十年后再回归

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的思绪总是停不下来。想来的确是太幸福了。奇妙的是，兜兜转转三十年，在离开这个小村庄25年之后，也就是五年前，机缘巧合之下，父亲从县城的生意中抽身出来，承包了村口的一座小土山，亲自栽种了数百棵杨梅和白枇杷树，当然还有可供自家食用的一些蔬菜，并全凭他一己之力管理起这些果树。至此，我每次回宁海扫墓、过年，又开始居住在年父母亲建造起来的房子里，也正是我五岁以前住的屋子。

母亲采摘的自家白枇杷花

每每想到自己的幸福，我就想微笑。

你看，村口的大樟树依然挺拔，外婆家桥头的古树仍然如三十年前那般俊俏特别适合写生，我出生的那间五角星村诊所破旧不堪却始终保持着宁静。最重要的是，依然有很多的叔叔伯伯舅舅堂哥表哥老邻居生活在村子里，哪怕他们早已把木制的二层四合院改造为了三四层的小洋房。但他们毕竟都还在那里，五岁以前关照过我的邻居奶奶婆婆们也仍然健在。每次回到这里，他们总喜欢笑盈盈地和我打招呼，问一声，婷婷，你回来啦？

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离开上海十七八年的当地导游说，故乡于他，再也回不去了。他前几年曾经想带儿子回上海寻找他自己的童年，让儿子看看他以前嬉戏的弄堂。可惜，老弄堂早已改造成了高楼，儿时弄堂口那风，那人情，再也找不回来了。

母亲在晒红薯粉丝

这其实也是很多融入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工作的“外乡人”的感慨。故乡难舍，但每一次回去，由于老家物是人非，特别是祖辈的一一离世，总觉得故土难再觅。

说起来，这也是我这几年坚持带儿子回老家过年的原因之一。带着儿子回到这个小村庄，我发现他和堂姐、堂哥们相处得特别愉快，年龄相仿的他们，无论谈资还是游戏，都还能很要好地凑在一块儿。孩子甚至还会把压岁钱分一半给他表哥，因为他们已经是好哥们了。而且，孩子可以有机会爬山、看星星、挖红薯、认识不少蔬果，增加一些城里接触不到的体验。

孩子和堂姐在村子里自由嬉戏

更长远去看，在这里，他可以拥有更丰富的童年记忆，于他，这是幸福，亦是幸运。相较大城市或县城，小村庄的改变总是更为缓慢的。也许二三十年过后，这里的人文与自然环境，变化还不会太大。在这里，他和山川河流树木花草，和亲戚朋友之间，可以有更多能保持更长时间联系的潜在纽带，是记忆，是情感，是心底的爱。

是啊，我想，有一种幸福，应该就是，成年以后，还能找到，可以回得去的故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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